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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得有人出来维护现有的法律制度和实践，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否定法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人们寄望于法律求得公正的美好感情。
作为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并非法律存在，而是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把握住的法学实体，它所体现的是法定社会整体利益，以归属已定之财产为其物质承担者。权力分为实体性权力和程序性权力，它们体现的利益也区分为实体性公共利益与程序性公共利益，程序性公共利益只有间接的公共财产内容。
所以，法学通常所说的义务(仅指法律义务)是一个可以标志众多性质相同的法现象的法学基本概念，这些法现象不仅指法律义务，还包括无资格(disability)，无权利(no - right)，无权力(no– power)，责任(包括responsibility和liability)，职责(obligation)等。先看曾任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的卫斯理·霍菲尔德20世纪初提出的法律概念学说。在这一研究领域，特别明显的是，如J · L ·奥斯丁教授所说，我们可以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严格地说，只有名词有广义狭义之分，概念没有广义狭义之分，因为，概念是人对客体内容和外延的了解达到较为准确稳定程度时形成的认识成果。剩余权的现实表现是各种法外权利和法外权力，包括法学界常说到的道德权利和法外实有权力。
法权与剩余权的适当比例和界线划分，是一国宪制和法治建设须处理好的重要理论和实际课题。中外语义分析法理学一直使用内容含混、外延飘忽不定的权利一词作为最重要的范畴。传统的公众传媒是一个专业化的等级结构，而新媒体是大众参与的平面结构。
今后如何形成新的发展机制，确保以超过薪酬和物价上涨幅度为标准来明显提高产业效率和附加价值率，将成为时代的挑战。权威来自理性，来自睿智，来自规范，来自信誉。但为了维护统治的正当性，又需要通过充实福利保障制度来争取广大人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在这里，社会上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分化以及国家机关内部的政策争论在所难免。这样的思路，与乡愿，德之贼也的论述其实也是相通的。
(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舞台的地方法治竞争 在行政权过强、司法权过弱的现阶段中国，能够有力撬动政治体制改革并迅速推进的杠杆是立法权，更准确地说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开展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重构，并围绕预算审议、问责审计以及司法审查等法治化举措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改革竞争。需要强调一点，预算审议不会把政治的对抗轴置于敏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它不会涉及党团问题和独统问题，也不会涉及其它非常容易引起情绪化反应的问题，而只涉及民生问题。
(二)行政问责与大审计模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首先是要以法律限制权力滥用的行为，建设法治政府。另一方面又反过来通过法治政府的各种举措改变了当地的条件和需求，形成了在国内的制度竞争优势，使得不同地方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更进一步显露出来。换言之，司法机关的审查、推理以及判断在制约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同时也发挥着整合和正当化的功能。这两者相向而行、相辅而成，可以加快中国转型的进程。
总之，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法治起步，司法改革则是落实法治方式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切入点。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机关尤其是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应该扮演宪法卫士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制衡其他权力的根据和力量。但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存在一个风险，就是与产业和移民相脱节的造城运动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恶性膨胀。(32)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因此，别说分权制衡，即使所谓最高权力机关的合宪性监督机制也很容易被公然消融到官场上盛行的那种互通声气、彼此关照的乡愿之中。(16)这种问责审计的发展趋势，可以从美国审计总署(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在2004年7月7日更名为政府责任办公室(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制度变迁中看得很清楚。
(12)拙稿网络社会中的有限宪政革命在2003年11月29日于北京口头发表，其中提出了司法审查、预算议会以及党内竞争等改革设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因为社会中存在不满情绪的高压，才需要尽快通过对违宪现象进行审查和纠正的程序来逐步释放其能量，特别是通过回应民意的结构调整把爆炸力转化成制度创新的推动力。
又如广西的北海律师伪证案，引得全国20个律师组成辩护团来声援。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在律师与客户合体化程度提高后，或多或少会存在两种潜在的危险，决不容等闲视之。如果没有与自律兼容的权威，民主制就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续，在有些场合甚至还无法做出重大的政治决定。相反，要为老百姓的维权诉讼提供适当的诱因，提供方便的条件。但无论如何，在这里，律师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了，适当转移到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了，颇有那么一点客户本位的意思。由此可见，对近期问题的处理失当将导致经济泡沫破灭，从而酿成金融系统的震荡并诱发社会的各种矛盾。
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自由与暴力、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议题。(27)例如山东省青岛市有三名考生在2001年8月22日就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中国第一起宪法诉讼，主张保障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但最后被以等级管辖(应向中级法院起诉)和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为由驳回，见《新闻周刊》2001年9月1日号。
通过问责审计可以把政治镶嵌到行政中，再把行政镶嵌到财政中，把对政策目标的命令式调整转变成间接的调节或者财税资源的分配，为此需要特别留意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行之有效的监督方法。实际上，在宪法司法化的呼声影响下，已经出现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人权诉讼，甚至有向宪法诉讼发展的趋势。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权力—权威框架不断动摇乃至溃散。四、落实法治方式的主要驱动力 以上论述的是关于中国法治方式的基本思路。
正因如此，法治可以被视为适应社会多元化态势的一种新型的权威体系。由此可见，作为中国梦的制度载体，除了法治与民主，我们别无选择。为此，我们需要通过问责审计的方式来防止行政的预算制约软化，通过财务报表等技术手段的法制化来限制行政权力。(19)没有审计署的帮助，民意代表的预算审议活动很难深入和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民主的本质在于一种基于信息的统治。
考虑一步到位或许有困难，我曾经建议不妨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为前提，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先设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宪法委员会，然后再使之演化成宪法法院。(32)把维权诉讼理解为公民的义务，这是公序良俗的视角，的确意味深长。
在法国，审计署本来是直属国王的。至于保障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审查程序的启动，则暂时由国家信访局来归口进行，等等。
而宪法正是个人、社会以及政府之间的核心共识，是现代国家秩序的础石。为了提供适当的诱因，可以把新一轮税制改革(税源重新分配)和分权化与地方政府的法治进度挂钩，允许已经具备制度条件的地方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征税权及其他种类的政府自治权和居民自治权。
至于对法律本身是否违宪的审查则完全是国家立法机关的内部业务，最高人民法院连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利也不具备。简单地说，权威就是能让他人产生基于信赖而自发服从的力量。虽然现在还只是话语上的变化，作为法律职业的规范其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对律师而言，职业伦理的精髓在于通过为客户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益以及正义。
即使碰到国务院出现犟相公、地方诸侯敢于违抗中央这样罕见的事例，实际上也属于极端例外的场合下不同权力机关之间根据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展开的斗法，结果往往只是以效力等级更高的法律来取代行政法规而已，对法律体系整合性的推理论证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房地产政策调整导致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土地财政发生巨变之后，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正在迫近。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盲目上大工程，因为它知道出事之后中央政府会埋单、会救济。这说明个人诉讼本身就是有公益性的，更何况公益诉讼。
另外，现行体制上的缺陷以及宪法文本的内在矛盾，也使有关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对合宪性审查的结果以及连锁反应抱有深深的疑虑和戒惧。宪法被视为根本规范，可谓社会基本共识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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